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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發表時間:2021-07-19來源:“知史明道”訂閱號

      2021年,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百年大黨,風華正茂。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國文明網推出黨史故事音頻節目“信仰的力量”。今天為您講述“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系統部署,作出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改革的方向、目標和任務;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法治建設問題,通過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法治中國建設進行了戰略部署,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作出的兩個決定形成姊妹篇,使改革和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有力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事業向前發展。隨著實踐的發展,黨對治國理政規律性認識也在不斷深化。12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后不久,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時首次提出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2015年2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明確將“四個全面”定位為“戰略布局”?!八膫€全面”戰略布局,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都是事關全局的戰略重點。同時,“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具有緊密邏輯和內在聯系,是戰略目標與戰略舉措相統一的有機整體?!八膫€全面”戰略布局,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體現了唯物辯證法,成為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總抓手。繼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后,黨中央又相繼召開黨的十八屆五中、六中全會,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從嚴治黨進行專題研究,作出重要部署。2015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在深刻認識和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新發展理念為統領,明確了“十三五”時期我國的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2016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從嚴治黨問題,為新形勢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完善黨內監督體系提供了基本遵循,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八膫€全面”戰略布局,是黨在新時代把握我國發展新特征確定的治國理政新方略,抓住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根本性、全局性、緊迫性的重大問題,擘畫了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頂層設計,集中體現了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和舉措。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形成,標志著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把握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全力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居于引領地位。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朝著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不斷邁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強調的不僅是“小康”,更重要、更難做到的是“全面”。沒有全民小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是全面小康最大的短板。習近平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果貧困地區長期貧困,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提高,那就沒有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也不是社會主義?!薄耙愿鬀Q心、更精準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常舉措,實施脫貧攻堅工程,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秉h的十八大后,黨中央加大扶貧投入,創新扶貧方式,扶貧開發工作呈現新局面。脫貧攻堅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開對 “藥方子”,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做到對癥下藥、靶向治療,才能拔掉“窮根子”。2013年11月,習近平在湖南考察時,首次創造性地提出“精準扶貧”的重要理念,強調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標志著我國扶貧方式的重大轉變。

      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在湖南考察時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排碧鄉十八洞村村民座談。圖片來源:《中國共產黨簡史》

      伴隨著精準扶貧的貫徹實施,我國扶貧攻堅事業不斷取得新突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把農村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標志,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是要把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盡快補上,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隨后,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圍繞到2020年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扶貧開發工作目標,堅持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等“六個精準”,對于“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關鍵性問題,提出了實施“五個一批”(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工程等具體解決方案,吹響了脫貧攻堅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鋒號。這一時期,通過加強產業扶貧,貧困地區特色優勢產業和旅游扶貧、光伏扶貧、電商扶貧等快速發展,增強了貧困地區內生發展活力和動力。通過生態扶貧、易地扶貧搬遷、退耕還林還草等,貧困地區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實現了生態保護和扶貧脫貧一個戰場、兩場戰役的雙贏。通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貧困地區特別是農村基礎條件明顯改善,改變了貧困地區整體面貌。通過組織開展貧困識別和貧困退出、扶貧項目實施,貧困地區基層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明顯提高,增強了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力和戰斗力。通過選派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鍛煉了機關干部,培養了農村人才。截至2017年底,累計向貧困村選派第一書記43.5萬名,駐村干部278萬人次。農村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易地扶貧搬遷830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到3.1%。為了確保脫貧攻堅順利推進,黨中央堅持發揮政府投入主體和主導作用,充分發揮政府和社會兩方面力量作用,深入推進東西部扶貧協作、黨政機關定點扶貧、軍隊和武警部隊扶貧、社會力量參與扶貧,構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互為補充的大扶貧格局,增加金融資金對脫貧攻堅的投放,發揮資本市場支持貧困地區發展作用,吸引社會資金廣泛參與脫貧攻堅,形成脫貧攻堅資金多渠道、多樣化投入。截至2017年1月,東部有267個發達縣市區與西部390個貧困縣結成對子,促進了西部地區脫貧攻堅和區域協調發展。到2017年底,全國有4.62萬家民營企業幫扶 5.12萬個村,投資527億元實施產業扶貧項目,捐資109億元開展公益幫扶,帶動和惠及620多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同時,就首次明確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的目標。黨的十七大提出“中等收入者占多數”,黨的十八大提出“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的任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五中全會研究“十三五”規劃時再次強調了這一任務。圍繞穩定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黨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創新的重點方向,并先后出臺一系列新政策,有力推動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經過不懈努力,我國已經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這一群體已超過4億人。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全面深化改革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具有突破性和先導性的關鍵環節。進入新時代,黨中央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呈現全面發力、多點突破、蹄疾步穩、縱深推進的態勢。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科學規劃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和時間表、路線圖。全會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全會在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取得一系列新突破,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等新觀點新論斷,出臺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領域336項較大的改革舉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意義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全新局面。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建立更高層面的領導機制。2013年12月,中央成立習近平任組長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改革的高度重視,充分表明了黨中央的改革決心,有利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有利于確保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有利于保證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任務和各個環節落到實處。黨的十八大以后的五年,先后召開38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365個重要改革文件,確定357個重點改革任務,出臺 1500多項改革舉措,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主要領域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在改革實踐中,黨中央突出強調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著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出并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共建“一帶一路”、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等新理念新舉措,推動國有企業、財稅金融、科技創新、土地制度、對外開放、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環境保護、養老就業、醫藥衛生、黨建紀檢等領域具有牽引作用的改革不斷取得突破,使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阻礙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的狀況得到明顯改變。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歷程中,黨中央著力抓好基礎性、長遠性、系統性的制度設計,對于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實施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穩妥推進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健全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等,都作了制度性安排。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在制度的不斷完善中得到提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邁出堅實步伐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解決發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2014年1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把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作為基本任務,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為核心價值追求,把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作為根本目標,著眼于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要從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三個方面,著力破解體制性、機制性、保障性障礙,不斷提高司法公信力。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個總目標既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性質和方向,又突出了工作重點和總抓手,具有綱舉目張的意義。圍繞這一總目標,全會提出了180多項重大改革舉措,涵蓋了依法治國各個方面。2015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重要舉措實施規劃(2015—2020年)》,為此后一個時期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提供了總施工圖和總臺賬。在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中,黨中央高度重視憲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2014年11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立法形式將12月4日設立為國家憲法日。2015年 7月,又明確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公開進行憲法宣誓,莊嚴承諾忠于憲法、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建立健全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以良法保障善治,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立法機關堅持從國情出發,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領域立法,出臺國家安全法、國家情報法、反間諜法、反恐怖主義法、網絡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國防交通法、核安全法等一系列涉及國家安全的法律,為維護國家安全、核心利益和其他重大利益提供了堅實的法制保障。同時,經濟、社會、民生、文化、生態環境等重點領域立法工作不斷推進。截至2017年9月,我國有現行有效法律260部。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斷完善。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法治政府建設是重點任務,對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具有示范帶動作用。從依法全面履行職能的基本要求出發,各地對政府部門權力進行全面梳理、調整、審核確認并對外公布。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的總體目標和行動綱領。2016年1月,國務院在國家發改委等七部門開展權力和責任清單編制試點,用“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明確政府權力邊界,推動“放管服”改革落地見效。截至2017年底,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削減44%,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推動以司法責任制為重點的司法體制改革。實行法官、檢察官員額制,進一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不斷健全“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誰決定誰負責”的新型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根據中央部署,從2014年開始,全國分批開展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完善司法責任制、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改革試點,2016年改革試點在全國推開。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改革,實行法官、檢察官員額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落實“誰辦案誰負責”機制,法官檢察官依法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不斷健全權責明晰、權責統一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著眼提升司法公信力,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經得起法律檢驗。深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完善速裁程序運行機制,推進案件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著力構建多層次訴訟制度體系。最高人民法院六個巡回法庭覆蓋六大區域,實現了最高審判機關重心下移;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人民監督員制度。為了逐步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的打官司難的問題,全面實施立案登記制改革,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加強監督,依法制裁虛假訴訟,維護正常訴訟秩序。深化司法責任制綜合配套改革,進一步健全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加快構建系統完備、規范高效的執法司法制約監督體系。經過新一輪司法改革,新的司法管理體制、司法權力運行機制逐步形成,公平正義成為新時代的鮮亮底色。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固本之舉,法治社會建設不斷得到強化。2016年,中央組織部等四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完善國家工作人員學法用法制度的意見》,緊緊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促使國家工作人員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中央宣傳部、司法部關于在公民中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的第七個五年規劃(2016—2020年)》,“七五”普法工作拉開帷幕。2017年5月印發的《關于實行國家機關“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的意見》,首次將國家機關明確為法治宣傳教育的責任主體。落實“誰執法誰普法”要求,抓住普法責任制這個“牛鼻子”,黨委統一領導、部門分工負責、各司其職、齊抓共管的“大普法”格局逐步形成。

      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

      全面從嚴治黨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根本保證,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抓黨的建設的鮮明主題。習近平指出,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更好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就必須以更大力度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切實把黨建設好、管理好。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氣、歇歇腳的念頭。必須始終保持思想上的冷靜清醒、增強行動上的勇毅執著,堅定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自覺,不斷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2013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特點和特征,但最本質的特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2016年 7月,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2014年1月,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上指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黨的領導決策核心”。為體現這一要求,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專門聽取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工作匯報。1月 2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了有關綜合情況報告。2016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稖蕜t》強調,“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全黨令行禁止,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所系,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這次全會明確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所在,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根本保證。全會號召全黨同志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為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中央進一步健全完善相關制度機制。2015年 1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強調黨的領導是做好群團工作的根本保證。6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試行)》。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黨組工作方面第一部專門黨內法規。12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進一步健全了地方黨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的制度基礎,完善了地方黨委運行機制。2016年10月,中央召開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對解決國有企業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弱化、淡化、虛化、邊緣化問題作出系統部署,強調要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不動搖,開創國有企業黨的建設新局面。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要求把黨的建設貫穿始終,牢牢掌握黨對高校的領導權。全面從嚴治黨首先從作風問題抓起。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從中央政治局立規矩開始,從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入手。八項規定是黨的十八大之后制定的第一部重要黨內法規,也是改進工作作風的一個切入點。習近平強調,共產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必須反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我們黨堅持把反“四風”、反腐敗與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相結合,在干部辦公用房、公務用車、秘書配備、公務消費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整治措施,嚴格規范領導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得到有效遏制。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從治理公款吃喝、旅游、送禮等不正之風入手,以一個個具體問題的突破,帶動了全黨全社會風氣整體轉變,為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凝聚了黨心民心。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2012年11月16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強調,“大家要帶頭遵守黨的組織原則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懂規矩,守紀律”。2013年1月,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進一步指出,嚴明黨的紀律,首要的就是嚴明政治紀律,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紀律。會議還提出,黨的各級紀律檢查機關要把維護黨的政治紀律放在首位,加強對政治紀律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鏟除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相互交織形成的利益集團,消除重大政治隱患。各級紀委著力解決無視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問題,嚴肅查處公開發表違背中央精神的言論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為。黨的十八大以后的五年,共立案審查違反政治紀律案件1.5萬件,處分1.5萬人,其中中管干部112人,有力維護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2015年10月,重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印發?!稖蕜t》堅持正面倡導、重在立德,重申黨的理想信念宗旨、優良傳統作風,樹立了看得見、摸得著的高標準?!稐l例》列出 “負面清單”、重在立規,把黨章對紀律的要求整合成“六項紀律”。為了強化紀律執行,黨中央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創造性提出并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①,加強日常監督管理,在用好第一種形態上下更大功夫,紀律建設的治本作用日益顯現。

     ?、俦O督執紀“四種形態”,是指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約談函詢,讓“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的成為違紀處理的大多數;黨紀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的成為少數;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成為極少數。

      腐敗是黨面臨的最大威脅,嚴重侵蝕黨的執政基礎。面對一段時間黨內腐敗問題比較嚴重的狀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堅定決心,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定不移“打虎”“拍蠅”,深化國際反腐敗執法合作,織密國際追逃“天網”,以雷霆之勢、霹靂手段懲治腐敗,持續形成強大威懾。黨的十八大以后的五年,經黨中央批準立案審查的省軍級以上黨員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 440人。其中,十八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43人,中央紀委委員9人。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處置問題線索267.4萬件,立案154.5萬件,處分 153.7萬人,其中廳局級干部8900余人,縣處級干部6.3萬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5.8萬人。特別是堅決查處了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等人嚴重違紀違法問題。以反腐敗為重點突破口的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大戰略性成果,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籠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筑,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并鞏固發展。黨要管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首先要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2016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深入分析了新形勢下黨的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針對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存在的薄弱環節提出了明確措施,對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作出全面規范,強調全黨必須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黨中央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注重解決思想問題、擰緊 “總開關”,持續夯實全面從嚴治黨思想基礎。按照黨的十八大部署,從 2013年6月到2014年9月,全黨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2015年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三嚴三實 ”專題教育,2016年在全體黨員中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2017年對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作出安排和部署,持續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從“關鍵少數”向廣大黨員拓展、從集中性教育向經常性教育延伸,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全方位扎緊制度的籠子,制度治黨依規治黨水平不斷提升。2013年 11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提出“力爭經過五年努力,基本形成涵蓋黨的建設和黨的工作主要領域、適應管黨治黨需要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框架,使黨內生活更加規范化、程序化”,“到建黨一百周年時全面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意見》,提出按照“規范主體、規范行為、規范監督”相統籌相協調原則,完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黨中央不斷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黨的十八大以后的五年,黨中央兩次修訂《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制定中央巡視工作五年規劃,組織開展12輪巡視,巡視277個黨組織,在黨的歷史上首次實現一屆任期內巡視全覆蓋。修訂黨內監督條例,加強對黨內政治生活狀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執行情況監督檢查,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通過實行單獨派駐和綜合派駐相結合,實現了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全面派駐紀檢機構,統一名稱、統一管理。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構建黨統一領導、權威高效的國家反腐敗機構,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不斷完善黨和國家的監督制度。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培養選拔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以什么標準選人、選什么樣的人,是干部工作的首要問題。2013年6月,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標準。為了貫徹新時代好干部標準,中共中央修訂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等法規文件,強化黨組織領導和把關作用,有力破解了“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齡”取人偏向等突出問題。針對干部工作中的一些“老大難”問題,黨中央不斷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2015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明確了“下”的標準,規范了“下”的方式,疏通了 “下”的渠道,對于推動形成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導向和從政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2016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防止干部“帶病提拔”的意見》,明確提出“凡提四必”要求,確保人選忠誠、干凈、擔當。為了加強對干部的管理監督,2017年2月,中共中央修訂《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制定《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查核結果處理辦法》,完善并嚴格落實中國特色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

    責任編輯:周 勝武 賈玉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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